信用创造亦称 “货币创造”或 “存款创造”，西方国家货币理论中关于制约货币供应量规律的一种重要理论。指政府发行的钞票 (基础货币MB) 的增加可以导致货币供应量 (由钞票与银行支票共同构成)的多倍增加。假设某甲以其收到的政府所发行钞票1000元存入A银行，再假设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率为r=20%，即法律规定，银行对于所吸收的每1000元存款必须以200元作为准备金，其余的800元可以作为银行的贷款。A银行向某乙提供贷款800元，乙借入800元经过支付，由某丙存入B银行，B银行吸收的800元存款，以160元作为准备金，其余的640元可贷给某丁，如此继续下去这样钞票与银行支票都可以作为支付工具，并且银行货币所需准备金只占其存款额的一定比率的银行货币体系中，一笔存款可以创造出新的贷款 (信用)，而这笔贷款又会再创造出新的存款。

因而制造了一笔派生存款。收款人将支票存入与他往来的另一家银行，第二家银行仍然以相同的方式贷出去，又会创造另一笔派生存款。如此类推。银行系统可以创造数倍于原始存款的派生存款。货币制造表现受法定准备金的影响，而实际是受客观经济发展的影响。

信用创造

约翰·劳认为，国家拥有的货币多，创造就业的机会就多，就能增加国民财富。他相信货币具有积极的力量，信用扩大，货币增加，就能促使工商业发展。英国银行家亨利·桑顿(Henry Thomton)认为“商品的价格决定于商品的供求比例和通货的供求比例，商品增多对银行券的需求扩大，银行券增多对商品的需求扩大，所以当银行券增多而商品对银行券的需求未扩大时，就必然使物价随之上涨。物价上涨，工资缺乏弹性，一方面刺激生产，另一方面制约消费，从而造成作为资本的商品增多”。

麦克鲁德认为，信用就是货币，货币和信用都是财富，信用是生产资本，能带来利润，银行是信用的创造者，因而也是资本的创造者，银行所能创造的资本决定于它的存款准备率。信用创造资本理论是现代西方社会最有势力、最有影响的信用理论，为以后许多经济学家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此外，商业银行中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的比例也影响其信用创造能力。一般来说，活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率高于定期存款，因此，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的比例会影响加权法定准备金率，从而间接地影响信用创造能力。

信用可以创造财富，失信则会相反。据国务院发展中心发表的中国企业信用调查研究报告显示，现在企业要买原材料和生产设备时是不放心的，77.9%的企业担心买来的原材料和生产设备时会是假冒伪劣产品；62%的企业认为，在商务活动中，一定要防止上当受骗；而仅仅因为我国一些企业信用不高乃至失信，每年导致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约6000亿元。另一项调查表明，有六成多老板不敢相信别的老板。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最大的风险之一就是信用。外企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的几十家跨国公司，其产品在中国被仿冒率达到50%~60%，各公司用于打假的费用每年高达50万~200万美元。

信用资产创造

①派生存款在企业商品实现价值的过程中，减少了商品在市场上滞留的时间，有助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

②加速社会资金的周转，减少资金在企业和其他部门沉淀的数额和时间。但是，信用创造不能超越一定的界限，如果盲目地、过度地扩张信用，就会造成经济过热，引起通货膨胀，形式虚假的繁荣，导致经济结构失衡。在西方国家，其最终结果就是诱发经济危机，尽管其深层原因并不在于信用创造。因此，从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以后，西方国家中央银行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商业银行创造信用能力进行控制和调节。

中国的专业银行和西方国家的商业银行并不完全相同，但其业务活动的基本方面和商业银行一样存在着信用创造能力，因此，也需要运用正确的货币政策，控制其信用创造能力，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和协调地发展。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二十一世纪的信用和货币的创造是把双刃剑，它使得过去五年全球货币流动性的迅速扩张。但是在美国次贷危机愈演愈烈令信用遭到破坏以后，又会造成全球流动性迅速的收缩。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全球流动性格局的复杂化，导致世界经济很可能蹒跚行走于通货膨胀上升与经济萎靡不振之间，美元也将一贬再贬。

第二是FDI从单向流入中国转变为流入与流出双向并重。从过去的十年，外国直接投资是单向流入中国的，但在未来的十年，外国直接投资将有两条道路：从外国流向中国，和从中国流向外国。

我们国家为了应对通货膨胀，扩大汇率的弹性，加快人民币的升值，特别人民币升值扩大汇率的弹性成为选择和我们必然选择的情况下，为了保持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使得中国必须踏上一条对外直接投资及走出去的道路。走出去包括产品的输出，也包括资本的输出，但是主要是指资本的输出，对外直接投资。

正是由于以上四点原因，中国不仅需要解决自身发展遇到的问题，而且能够将资本带入亚洲和西方国家，在当地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解决当地政府不能解决的难题，从而中国将在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复苏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