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收入再分配是国民收入继初次分配之后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进行的分配，是指国家的各级政府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主要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的形式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收入必须要进行再分配。国民收入再分配，主要通过国家预算、银行信贷、劳务费用、价格变动等途径来进行。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来看，再分配的机制也需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第一，满足非物质生产部门发展的需要。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只有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获得了原始收入，而非物质生产部门要获得收入，必须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解决。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把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一部分原始收入，转给不创造国民收入的非物质生产部门，形成“派生收入”，以满足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国家行政和国防安全等部门发展的需要和支付这些部门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国民收入再分配

第三，建立社会保证基金的需要。劳动者的养老、医疗、失业等保证基金，以及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基金，除企业、个人负担外，有一部分也需要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建立社会保证基金来解决。这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四，建立社会后备基金的需要。为了应付各种突发事故和自然灾害等，需要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建立社会后备基金，来满足这些临时性的应急需要。

国家预算

国民收入再分配

银行信贷

银行信贷在不改变资金所有权的条件下，把社会闲置的资金和货币集中起来，然后向单位、企业或个人发放贷款。这就改变了资金使用的主体、使用的方向、使用的时间，从而对国民收入进行了再分配；同时，通过差别利率，信贷机构获得了利润，可用于充实信贷资金、提留信贷企业基金、支付职工工资。存款者和贷款者的收入也由于差别利率得到调整，使一部分国民收入在工商企业、职工、居民之间进行了再分配。

劳务费用

国民收入再分配

价格变动

价格变动不能增加或减少国民收入总量，但会改变国民收入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阶层居民之间的分配。价格的调整和市场价格的变化，影响着交换双方的实际收入，引起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消费品销售价格提高，就会使居民的实际收入减少；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变动，就会引起国民收入在各工业部门之间的转移等等。由此，国民收入在国家、部门、企业、职工、农民之间实现了再分配。

国民收入再分配

一般认为，在国民收入两个分配层次中，初次分配倾向于效率，收入分配差别既是市场效率的源泉和动力，也是市场效率的结果。但收入分配差别过大，有悖社会公平，损害市场效率。因此，政府应在经济活动之外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进行有效调节。

中国政府正改变过去的发展战略，抛弃将更多财政收入进行工业投资的做法，调节收入再分配。温家宝总理表示，要充分发挥财政调节的杠杆作用，加强公共服务，实现公平正义。此次再分配主要目标倾向广大农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同时增加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加大农资综合直补力度等。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则表示，2007年中央政府建设投资用于直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投入、用于支持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用于西部大开发的投入均要高于2008年。国土资源局将中央和地方土地收益直接用于支持农业发展的资金数量将超过1000亿元。

此外，政府正在建立完善的反洗钱体制，征收消费税、财产税等建议已经摆上议程。而广受瞩目的是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居民申报个税的政策。但该政策也引起一些不满，其中代表性的社会情绪是：个税政策的主要目标仍然是“高级打工者”，而行政系统存在一些官员的腐败和灰色收入，因此还需要有效地防治腐败，以政府为表率建立信用系统。所以在征收个税的同时，政府必须考虑建立官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并予以公开，配合银行业实名制等措施，接受公众监督。

其次，政府在财政转移的过程中，应该公开资金流向，避免“雁过拔毛”。过去的经验表明，不管是扶贫、救灾款项，还是支农款、重大项目、科技基金以及社保基金等，都曾遭遇截留、挪用等问题，“小金库”屡禁不止。比如，对农民种粮的直补，到农民手里不再是“直补”，而是种子公司、农资公司垄断性的将直补换成自己经营的种子、化肥送给农民。只有将财政转移的政策、款项、额度等公开化，才能避免资金不会遭受截流挪用。再分配唯一目的就是追求公正，只有公开、透明，才能确保再分配过程受到控制，追求公正的目标才可能实现。

价格变动也是改变国民收入在各部门和各阶层居民之间分配的方式。例如，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降低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就会增加农民收入。但是，中国各种要素价格以及公共服务价格都在不断提高，与之相应的，政府对教育、公共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以及资源领域实行不对称的市场化，即市场化只限于需求方面，而供给方面仍是垄断经营，加上缺乏相应的市场监管机制，大大增加了城镇低收入居民的生活成本。如果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打破垄断，“价格变动”将使再分配成为“逆调节”，强化垄断部门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