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

明刻本

明中期

明刻本

明刻本

明晚期

晚期时期，神宗当政为时最久，在位48年，刻书多，传本也多。从万历时起，字形变长，则完全脱离了宋浙本的风貌，称为长宋体，显得更加呆板。这种横轻直重的长宋体可以《沈氏弋说》作为典型。印刷用的宋体字基本上在万历时已定型。另外万历时还出现了另一种新的刻书风格，即所为的写刻本。本来，雕刻印刷没有哪一本不是写了再刻的，但从嘉靖、万历时起，刻书字体日益整齐规范化，形成了一种与普通书写不同的专用刻书字体，这时重新出现用普通书写的字体来刻书，又成为一种新鲜事物，因此后人称之为“写刻”。凡写刻的书称为写刻本。这种写刻本的字体，仍然是赵体，不过不象明初的赵体那么肥健，而是瘦削流利。有部分家刻本和坊刻本，特别是安徽、金陵、建阳所刻的民间通俗读物，字多行书上版，婉转秀丽，生动活泼，杰出的代表有陈仁锡刻的《陈白杨集》、《石田先生集》，赵均所刻《玉台新咏》，金陵世德堂刻本《西游记》，董其昌刻的《王文恪集》，继志斋刻本《雷轰荐福碑》，杭州书坊胡文焕刻的《格致丛书》等。天启以后，字形一般益觉拙笨，没有什么体式，俗称匠体。可在杭州地区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方体字，它不象万历时的方体字那样肥，而变为更长更瘦，使人一看有清朗显目之感。可以堂策监本《先秦诸子》、沈鼎新花木斋《九子》、吴在南京刻的《孙樵集》、《刘蜕集》为代表。这种新的方体字一直流行到清代前期。

纸张

明刻木用纸情况，胡应鳞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说：“凡印书，永丰绵纸上，常山柬纸次之，福建竹纸为下。绵贵其白且坚，柬贵其润且厚。顺昌坚不如绵，厚不如柬，直以价廉取称。闽中纸短窄（同黧，音lí，意色黑而黄）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直（值）最廉。”“余他省各有产纸，余不能备知。大率闽、越、燕、吴所用刷书，不出此数者。燕中自有一种，理粗庞质臃肿而最弱，久则鱼烂，尤在顺昌下，惟燕中刷书则用之。”“惟滇中纸最坚……其坚乃与绢素敌，而色理疏慢苍杂，远不如越中。”

胡应鳞谈的，仅就纸的产地而言，如就原料而言，则苦竹斋主在《书林谈屑》中说：“明刻用纸，亦分黄白两类，白纸复分白棉与白皮。白棉纸色纯白，质坚而厚，表面不如开花之光滑。白皮纸白中微带灰黄，颇似米色，不如白棉之细密，亮处照之，尝见较粗之纤维，盘结于帘纹间。黄纸复分黄棉与竹纸。黄棉与白棉略同，而色带灰黄。竹纸则类多脆薄易碎，故藏书家购求明版，必以白纸为贵。又有所谓黑棉纸者，余所见明冯天驭所刻《文献通刻》及嘉靖刻薛应《四书人物考》两书用之，其色灰白，似经薰染。盖明人喜翻刻宋元旧椠（qiàn，书的刻本），书法版式，一仍其旧，黠估即将纸色薰染，冒充旧刻出售，非精于鉴别者，不易辨识也。”明初时候虽然还有少数黄白麻纸，但主要的还是用黄、白棉纸、竹纸、罗纹纸、毛边纸、毛太纸。一般说来，官刻本、家刻本多用白棉纸。白棉纸颜色洁白，质细而柔，纤维多，韧性强。白棉纸在南方又称皮纸，是嘉靖朝刻书用纸的一大特点。黄棉纸呈黑黄色，韧性稍差。嘉靖以前所产棉纸比较细薄，隆庆后就略显粗而厚，用棉纸印书就大为减少。若按时期来分，明初多用白麻纸和黄麻纸，用竹纸的极少。明中叶多用白棉纸，间有用竹纸者。但明代竹纸，帘纹只一指宽，与宋元竹纸全不相同。晚期多用竹纸，且易脆易破，时间久了，一翻就掉小的片子。除竹纸外，间有用棉纸、毛边、毛太纸者。陕西刻书晚明时期大多还用棉纸，这一点与其他各省皆不相同。时代仍和宋元时期一样，偶尔也把钱粮册子纸反折过来，利用空白的背面重新印书。

明代还生产一种防蠹纸，纸呈红色，俗称“万年红”。只要将该纸装在图书扉页、封底等处，就能防虫。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明崇祯四年（1631）刻的《梦溪笔谈》，就是因为衬有这种防蠹纸，至今仍完好无损。明代所谓的白绵、白皮、黄绵等皆属于树皮纸。明经厂本《道藏》所用的白边四纸，黄连四纸、蓝毛边纸、黄毛边纸、白户油纸，都属于竹纸类。明代纸的品类虽然很多，不外乎就是树皮纸和竹纸两种，且价格差别也很大。

版式

《中国版刻图录》所载明本100种，从洪武三年内府刻本《元史》至成化二十年张习刻本《雁门集》均为黑口。下逮弘治，间出白口，始弘治十四年江阴涂祯刻本《盐铁论》。此后，白口黑口已无规律可寻，从这两点可以看出：第一，同一地区所刻之书，有黑口白口相间之例。第二，同一时期所刻之书，也有黑口、白口相间之例。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从洪武起，经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等十一朝，图书版本一般都是四周双栏、粗黑口，少数为细黑口。经厂本行宽字大，开本也大，官刻本、私刻本皆仿效，所以经厂本也是粗黑口的楷模。从弘治、正德起风气逐渐改变，以宋本为模范，黑口变为白口，个别书出现左右双边、上下单边。版心上刻字数，下刻刊工，有时将书写上版人的姓名也刻上，卷末书尾或序目后边也多刻有牌记。叶德辉《书林余话》下谓：“大抵双线白口多宋版，单线黑口南宋末麻沙本多有之。至元相沿成例。明初承元之旧，故成弘间刻书尚黑口。嘉靖同多从宋本翻刻，故尚白口，今日嘉靖本珍贵不亚宋元，盖以此也。”言简意赅，所言甚是，不仅对宋元版口进行了概括，也是对明初、明中叶版式黑口、白口的一次总结。万历以后，仍然是白口为多，黑口为少，单栏双栏两样都有，无甚突出。最突出的是把书名刻在鱼尾上，鱼尾下则刻卷数。这种情况由嘉靖上至正德只偶尔为之，再往上，绝对不见。有时在卷首著者署名的次行，刻上明×××校一行，这种情况在过去比如嘉靖时期虽已有，但到万历以后才大盛。并且这时还开始在古书上加刻小评点。除建阳坊刻本还保留书牌子而外，从万历后开始以内封面代替书牌，一般分三行，中间一行大字刻书名，右行顶格刻×××著或×××鉴定，左行下方刻×××堂藏板之类。

墨色

明代刻本同宋元本相比，用墨稍差，早期和中期刻本还好，万历以后，多用煤烟和面粉代替墨汁，成本倒低，但煤烟易于脱落，有时一个字、一行字或一段文字，要么是一团黑，要么是把字印得模糊难辨。故毛春翔先生在《古书版本常谈·明刻本》中针对用墨的弊端大发感慨，这种代用墨水，烟煤易于脱落，书叶成为大花脸。明季刊本，往往见之恶异常，令人一见生厌。惟万历年徽版书，墨色有极精者，如所见《淮南鸿烈解》、程幼博《墨苑》、方于鲁《墨谱》之类，真所谓墨色青纯，可爱之至。”

装潢

明初的刻本还有蝴蝶装的，如洪武三年刻的《元史》即是。一般通行包背装，内用纸捻钉之，封面好的用青绿绫面，普通则用青绿纸面。宁波天一阁藏书中多明代地方志和登科录，几乎都是包背装。若以时代而论，嘉靖以前多包背装，至万历时才逐步变为线装。线装一般只打四个孔，叫“四眼针装”，厚一点的书有时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叫“六眼针装”。明和清前期无论“四眼”或“六眼”，中间的三段总是长短平的，清中期起，最中间的一段缩得比上下两段短一些。近代则缩得更短。

讳字

明朝前后七子掀起的文学复古运动，虽然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没有多少可取之处，但就冲破文坛桎梏，活跃学术空气，改变因循守旧等局面而言，是有积极意义的。到李贽者出，则更打出离经叛道的旗号。与此同时，农民起义也此伏彼起，终于汇为不可抗拒的潮流。而统治阶级对社会思想更加严格控制，对人民反抗镇压更加残酷。明末三个皇帝兴起避讳皇帝御名、嫌名的旧习，正是加强思想钳制和强化封建统治的具体方映，折射在刻书风格上，又出现了讳字。

序跋题识

明中期以前建本少见刻书序跋题识，多有牌记。嘉靖前后，有的在版心下方刻有牌记。万历以后牌记几乎不用，出现了内封面，一般分三行，中间一行大字刻书名，右边一行顶格刻纂著者，左边一行下方刻某某堂藏版一类词。汲古阁本常附有毛晋跋语，较易识认。

明中期刻本有些有刻工姓名，如苏州刻的一些书。

明初经厂本都加圈断句，初印本往往在每册首页上端钤印朱文“广运之宝”大方印。

明代从万历以后开始在书上刻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