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原名兴古遗址，后以三星堆首先发现大面积文化层并多次正式发掘而命名，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鸭子河南岸，是新石器时代至商周的蜀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总面积约12平方千米，年代距今4800—2800年左右。三星堆遗址以夏商时期三星堆古城为主体，依托鸭子河，横跨马牧河，形成经东、西、南三面城墙及北侧鸭子河的防御体系。三星堆古城可分作祭祀区、居住区、作坊区，墓葬区，并有三星堆，月亮湾等重要夯土建筑遗迹，体现出高度繁荣、布局严整的古代都邑气象。三星堆古城面积约370公顷，在中国已发现的同时期古城遗址中，其规模名列前茅，是中国西南地区一处具有区域中心地位的最大的古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大量的实物证明了古蜀国的存在。对考古资料进行分析之后发现，古蜀国作为高于氏族部落、稳定、独立的政治实体，它不仅是中国古代中原周边颇具代表意义的古国之一，还例证了长江流域文明发展的程度，再次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三星堆遗址的存在，对探索人类早期的政治组织及社会形态的演化，对研究早期国家进程、宗教意识的发展均具有重要的价值，它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88年1月13日，三星堆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文名：三星堆遗址

外文名：Sanxingdui Site

地理位置：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

所处时代： 商周

占地面积：约 12 km²

保护级别：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编号：3-0200-5-020

批准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民国二十年（1931年）6月，在广汉传教的英籍牧师董宜笃与华西大学美籍教授戴谦和到月亮湾遗址进行了考察和摄影。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3月，时任华西大学博物馆美籍教授葛维汉（D.C.Graham）、馆员林名均等，在当地罗县长支持下，对三星堆遗址进行试掘 ，出土器物由华西大学博物馆保存。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三星堆科学考古。

葛维汉教授（右一）与担任此次发掘副领队的林名均先生（左一）

1953年，为修建天成铁路保护文物古迹，西南博物院院长冯汉骥教授率人专程前往广汉月亮湾遗址调查。

1956年，四川省博物馆派王家祐等人前往月亮湾调查，并动员燕氏家人将保存的玉石器捐献给了国家。

1958年，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联合对月亮湾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和试掘。

1963年，在冯汉骥先生主持下，由四川省文管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联合对月亮湾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大量古蜀文化遗存。

1976年，三星堆遗址点附近广汉高骈乡机制砖瓦厂发现一座坑类遗迹，出土镶嵌绿松石铜牌饰1件、玉戚1件、玉刀1件、玉矛1件，分别为商代晚期后段及可能是三星堆遗址三期的作品。

1980年，当地砖厂工人在三星堆坡地取土时挖出大量陶片和石器，四川省文管会立即派人考察，并派出考古工作队进驻三星堆，开始对这一古蜀遗址进行正式发掘。

1981年，在三星堆遗址发现房屋遗迹18座，以及灰坑、葬等，出土了大量玉石器和陶器陶片等，对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和文化特征有了初步认识。

1980年至1981年，清理出成片的新石器时代的房址遗迹，出土标本上万件，“三星堆文化”由此得名。

1982年，国家文物局将三星堆遗址列为重点考古发掘项目。考古工作队又进行了两次小规模发掘，发现了窑址等遗存。

1984年，考古工作队在三星堆北面真武宫西泉坎发掘出土了大量陶器和石器，发现了石器生产加工作坊遗址，并发现了城墙，对三星堆遗址的分布范围与面积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

1982年和1984年，考古工作者分别在三星堆地点西南和西泉坎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三星堆遗址最晚期的遗存。

1985年，对三星堆北侧又进行了发掘，出土了数量可观的陶器与石器。

1986年3月，四川省文物考古所，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广汉县政府，联合开展了大规模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在三个月内，发掘53个探方，总面积1325平方米，清理出房屋遗迹二十多处，出土大量陶器、玉石器。 通过地层叠压关系可以清晰地看到，古蜀文化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两千年的延续从未间断过，为分期提供了科学的重要佐证。

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发掘现场

1986年7月，发现了一号祭祀坑（又称为一号器物坑），发掘出土了金杖、青铜人头像和大量珍贵文物。

1986年8月，发现了二号祭祀坑（又称为二号器物坑），发掘出土了青铜神树、青铜立人像、青铜人头像和青铜面具以及大量的象牙、玉石器、海贝和各类珍贵文物。消息经新闻媒介报道后，立即产生了巨大反响，在海内外引起了轰动。

1986年7月，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一号、二号祭祀坑开启抢救性发掘，青铜神树、纵目面具、黄金面罩等大批珍贵国宝现世，大量器形独特精美的文物，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对中国西南古蜀文明的重视。

1987年，三星堆遗址月亮湾燕家院子以东约400米处的仓包包发现一座坑类遗存，出土铜牌饰3件、玉环8件、玉箍形器1件、玉凿1件、石璧11件、石纺轮形器10件、石斧3件、石琮1件。分属具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存（3件铜牌饰）、具有齐家文化特征的遗存（石璧与石纺轮形器）、具有商代晚期特征的遗存（玉环）等。

1988年，国务院单独就三星堆遗址组织评审，当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9年至1995年，三星堆工作站先后6次对三星堆外“土埂”进行试掘，弄清其为人工修筑的城墙性质，划定了面积达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范围。

1989年至2017年发现三星堆遗址大城城墙，以及三星堆城址内东北部的仓包包小城。大城城墙修建于三星堆遗址二期，局部地段沿用至三星堆遗址四期。仓包包小城修筑于三星堆遗址三期。

1990年1月，通过对东城墙局部发掘，对三星堆古城的始筑年代和夯筑方法等有了进一步了解。

1996年10月，中日联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环境考古调查工作。

1998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三星堆遗址西侧仁胜村墓地，清理墓葬29座，出土66件随葬品，其中陶器5件、小型玉石器61件，年代属三星堆遗址二期。其中的蜗旋状玉器、蜗旋状象牙器可能是二里头文化传播到成都平原三星堆一带的文化遗存或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而产生的文化遗存。

2005年3月至4月，在青关山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台基。发掘面积750平方米（含西城墙水门）。

在青关山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台基

2012年至2015年，三星堆考古发现青关山大型房屋基址以及多段城墙重要文化遗存，三星堆古城城墙合围。

2017年11月至2018年5月，对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城墙拐角处和西城墙北段内侧地点进行了发掘，确认了月亮湾小城南城墙东端和三星堆小城东城墙的存在，在西城墙北段内侧古河道边首次发现了三星堆二期“河边祭祀区”或“河边祭祀垃圾倾倒区”。

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新发现6座三星堆遗址祭祀坑。

2020年7月28日，在三星堆周边发现重要遗址——联合遗址。

2021年3月，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成果首次对外公布，挖掘出土黄金面具、青铜器、大型象牙等珍稀文物。

截至2021年3月20日，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中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已出土了500多件重要文物，其中3个坑中发现有象牙。3月21日，三星堆考古“上新”继续进行中，4号坑一根重达100多斤的象牙被完整提取。

截至2024年6月16日，3号到8号祭祀坑已出土有编号文物近13000件，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面积不到20000平方米，占整个遗址总面积的千分之一左右。

三星堆遗址主要分布在鸭子河和马牧河两岸的脊背形台地上。经过多年的调查，公布范围已基本清楚：东起回龙村、西至大堰村、南迄米花村、北抵鸭子河，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分布最集中、堆积最丰富的地点有仁胜、真武、三星、回龙四村。城址主要公布在真武、三星两村，呈南宽北窄的梯形布局，现存面积2.6平方公里，是以城堰和河流互相结合的防御体系。东城墙和西城墙横跨鸭子河与马牧河之间，东城墙长1800余米，北偏东12°；西城墙被鸭子河水冲刷毁坏，残存800余米，北偏东25°。南城墙筑在马牧河几字形弯道上，长约210余米。北面未发现城墙，可能是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

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

文化遗存分期

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主要有四个时期：

三星堆遗址最早一期文化遗存距今约4500年—36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约当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时期，重要遗迹有月亮湾、三星堆地点房屋建筑遗迹以及仁胜村遗址等。主要遗物有玉器和陶器两大类，其中，玉器有玉锥形器、螺旋形器等，陶器有平底或小圈足的盆、罐、壶等，花边口沿器占一定比例。

三星堆遗址二期文化遗存距今约3600年—3300年（约当商代前期），重要遗迹有月亮湾、青关山等地点大型建筑遗迹及祭祀遗存，以及真武宫等地点城墙。主要遗物有青铜器、玉器和陶器等类，其中，青铜器有铜牌饰、铜铃等，玉器有璧、凿等，陶器有敛口圈足瓮、平底罐、高柄豆、深腹罐、高圈足盘、尊形器、盉、鸟头柄器等。

三星堆遗址三期文化遗存距今约3300年—3100年（约当商代后期），重要遗迹有仓包包城墙、青关山等地点大型建筑遗迹和三星堆地点祭遗存。主要遗物有青铜器、金器、玉器和陶器等类，其中，青铜器有尊、罍、大立人像、神树、人头像、面具、神坛等，金器有面具、金杖等，玉器有璋、戈、璧、琮等，陶器有三足炊器、高领瓮、觚形器、高柄豆、厚唇侈口缸、矮领瓮、鸟头柄器、盉、平底罐等。

三星堆遗址四期文化遗存距今约3100年—2900年（商末至西周前期），重要遗迹有西城墙、青关山城墙等。主要遗物有陶小平底罐、高柄豆、薄胎尖底杯、尖底盏、尖底罐、高领罐（壶）、矮圈足罐等。值得一提的是，三星堆遗址形成年代与三星堆祭祀坑埋藏年代是有区别的，遗址年代漫长且文化面貌不断变化，祭祀坑的埋藏年代经科学测定约当商代末期，考古学家认为祭祀坑内遗物应该稍早，推测为距今3300年一3100年。

重要遗迹

西城墙

西城墙位于三星堆遗址西北部鸭子河与马牧河之间的高台地上，呈东北—西南走向，地面现存部分总长约600米，顶宽约10～30米，底宽约35～50米，高约3～6米。在城墙的中部和北部各有一宽约20余米的缺口，将西城墙分为北、中、南3段，其中中段南端在缺口处向东拐折延伸约40米，与中段北段略成垂直相接。根据局部试掘情况结合从北端鸭子河和南端马牧河冲刷暴露出的城墙剖面及夯土内包含物分析，西城墙的结构、体量、夯筑方法和年代与南城墙及东城墙相近。

月亮湾城墙

月亮湾城墙位于三星堆遗址中北部的月亮湾台地东缘，按走向可分南北两段，北段为东北—西南走向，南段略向东折，基本上呈正南北走向，整条城墙与西城墙北段基本平行。城墙地面现存部分总长约650米，顶宽约20米左右，高2.4～5米。北端底宽约30～45米，中段有拐折，夹角为148度，北端为32度，南端成正南北走向。城墙南段较高，被农耕平整较甚，宽度达80米。城墙东（外）侧有壕沟，壕沟宽度40～55米。在发掘的断面处，壕沟距地表深3.5米，壕沟沟口距沟底深2.95米。

祭祀坑

祭祀坑著名的一、二号祭祀坑位于三星堆城墙东南50余米，两坑相距25米，是三星堆遗址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两坑坑室走向一致，均为东北——西南走向，坑口呈长方形，口大底小，坑壁整齐，填土经夯打。

祭祀坑一号坑坑口长4.5～4.64米，宽3.3～3.48米，深1.46～1.64米，坑口三面各有一条宽约1米，长0.34（残）～3.85米的坑道，呈对称布局向外延伸。二号坑不带坑道，坑口长5.3米，宽2.2～2.3米，深1.4～1.68米。坑室内器物均分层放置，埋藏现象前所未见，大多数器物埋藏时或埋葬前明显经过有意的焚烧和破坏，或烧焦、发黑、崩裂、变形、发泡甚至熔化，或残损、断裂甚至碎成数块（段）而散落在坑中不同位置，部分青铜器、头像及面具有的口部涂朱、眼部描黑现象。一号坑共出土各类器物567件，其中青铜制品178件，黄金制品4件，玉器129件，石器70件，象牙13根，海贝124件，骨器10件（雕云雷纹），完整陶器39件以及约3立方米左右的烧骨碎渣。

二号坑共出土各类遗物6095件（合残片和残件可识别出的个体），其中青铜制品736件，黄金制品61件（片），玉器486件，石器15件，绿松石3件，象牙67件，象牙珠120件，象牙器4件，虎牙3件，海贝4600枚。

两坑出土器物的种类，除部分中原地区夏商时期常见的青铜容器、玉石器和巴蜀文化遗址常见的陶器外，大多是过去从未发现过的新器物，如青铜群像、青铜神树群、青铜太阳形器、青铜眼形器、金杖、金面罩等。两坑出土器物不仅数量巨大，种类丰富，文化面貌复杂、新颖、神秘，而且造型奇特，规格极高，制作精美绝伦，充分反映了商代蜀国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技术、黄金冶炼加工技术、玉石器加工技术以及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宗教信仰。

三星堆城墙

三星堆城墙

城墙位于三星堆遗址南部，呈西北—东南走向，西北端地面现存部分长约40米，东南端临马牧河岸缘仅存少许夯土边缘，原城墙分布情况基本依稀可见。根据解剖及调查资料，三星堆城墙残存部分高约6米，顶宽5～7米，底宽40～45米。结构、筑法、体量及城墙内的包含物与东、西、南城墙基本一致，唯顶部宽度不及其它城墙。

仁胜村墓地

仁胜村墓地位于三星堆遗址西北部（西城墙外）的仁胜村，系首次在三星堆遗址发现成片分布的公共墓地，也是首次在古城以外发现重要文化遗迹。仅在约900平方米的范围内就发掘29座小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和狭长形竖穴土坑墓葬。墓葬分布密集、排列有序，墓向基本一致，墓室加工较为考究，绝大多数墓葬有一具人骨架，葬式均为仰身直肢葬。共有17座墓葬出土有玉器、石器、陶器、象牙等几类随葬品，其中玉石器大多是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的新器形，如玉锥形器、玉牙璧形器、玉泡形器、黑曜石珠等，其中玉牙璧形器极为罕见，玉锥形器则明显地具有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风格，引人瞩目。另有1件玉牙璧形器表面钻有9个圆孔，可能与古代占卜术有关。学者认为这29座墓葬的下葬年代基本一致，约相当于中原的夏王朝时期。仁胜村墓地的发现，对于进一步摸清三星堆古城的布局，了解三星堆文化的丧葬习俗及占卜礼仪，以及与其它地区考古学文化的联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仁胜村发掘现场

青关山遗址

青关山遗址位于鸭子河南岸的台地上。经考古发掘，发现大型红烧土房屋基址一座。从现场揭露部分推测其平面呈长方形，西北—东南走向，现能观察到的面积约为100平方米。西北—东南列残长50米，宽14米。房基宽0.35～1.5米，均系红烧土夯筑，夹杂大量卵石。基槽宽3～4.5米。推测其修筑方法为先挖基槽，然后夯筑房基。在房基内外两侧（距离房基边缘0.5～1米），均发现成排的檐柱遗迹——红烧土块。红烧土块一般为长方形，长为0.45～0.6米不等，宽0.25～0.35米。两排檐柱之间可能为廊道。

由于发掘面积有限且未对其进行解剖，该房屋基址的实际面积、修筑方法、残存高度、进深开间眼下尚不清晰，有待进一步考古发掘。但如此规模的房屋基址在三星堆遗址中是从未遇到的，其功能已远远超过一般居室的需要。推测其极有可能是宫殿性质的建筑，年代为商代。

青关山一号大型建筑基址

出土文物

大型青铜通天神树

大型青铜通天神树是三星堆博物馆综合馆的压轴展品。它由底座、树和龙三部分组成，造型奇异、风格瑰伟，体现了高超的冶铸技术和艺术水平，是中国迄今所见的青铜文物中形体最大的。青铜神树铜树底座呈穹隆形，其下为圆形座圈，底座由三面弧边三角状镂空虚块面构成，构拟出三山相连的“神山”意象。

商代青铜戴冠纵目面具

商代青铜戴冠纵目面具位于三星堆博物馆青铜馆第一个展厅即面具厅。以纵目面具为代表的青铜面具群，是三星堆最有特色、最具精神文化内涵的文物类型之一。三星堆遗址共出土青铜人面具20余件，这些面具均与人脸“三庭五眼”的标准比例不合，五官的夸张正是为了拉大与现实的距离而凸显其神性。

其中一具商代青铜戴冠纵目面具，造型十分奇特。面具双眼眼球呈柱状外凸，向前伸出约10厘米，双耳向两侧展开。据说，该面具出土时尚见眼眉描黛色，口唇涂朱砂。有专家认为，面具的眼睛大致符合史书中有关蜀人始祖蚕丛“纵目”的记载，由此判断它与神话中“人首龙（蛇）身”“直目正乘”的天神烛龙有关。

青铜大立人

青铜大立人是三星堆文物中又一件举世瞩目的重器。它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人像高172厘米，头戴高冠，身穿窄袖衣，脚戴足镯，双手环握中空，环抱胸前，形象典重庄严。它似乎表现的是一个具有通天异禀、神威赫赫的大人物正在作法。

金面罩

金面罩在三星堆遗址3号坑出土。这具新发现的金面罩重约100克，是截至2024年6月三星堆发现最完整的一件。

铜扭头跪坐人像

铜扭头跪坐人像出土于三星堆遗址4号坑。人像呈跪坐姿态，双手呈半“合十”状平举于身体左前方，两膝贴地，前脚掌着地，后脚掌抬起。人像身体重心在左肩与双手手掌之间卡槽的位置，表现出强烈的负重感。4号祭祀坑发现的铜扭头跪坐人像共有3件，不同于三星堆此前出土的抽象化青铜人像，铜扭头跪坐人像更接近真实的人体。

青铜大面具

青铜大面具在三星堆3号祭祀坑出土，宽131厘米、高71厘米、深66厘米，重131斤，是截至2024年6月已知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体量最大、保存状况完好的大型青铜面具。其宽颐广额、棱角分明，眉部、眼睛、嘴唇等线条流畅、皆突出于面部，粗长眉作扬起状，面具的两侧上下及额部正中有方形穿孔，可能是用于固定用途。青铜大面具是三星堆文化典型器物，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体现了古蜀先民对自然万物与人神世界的理解与思考。

2022年1月31日晚，中国农历春节除夕夜，青铜大面具作为三星堆“重量级”文物登上2022年春节联欢晚会进行展示。

商青铜神树

戴立冠青铜人头像

青铜爬龙器盖

黄金面具

神树纹玉琮

商青铜立人像

商金杖

商玉璋

商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商青铜太阳形器

商青铜兽面具

商青铜虎形饰

青铜直立人

出土文物

青铜面具

戴金面具辫发青铜人头像

商大号金箔鱼形饰

商青铜眼泡

商青铜蛇（残）

商新月形石盒

神树纹玉琮

相关人物

蚕丛

蚕丛，又称蚕丛氏。传说他是位养蚕专家，蚕丛的名字便是由此而来。蚕丛最早居住在岷山石室中，后来为了养蚕事业率领部族从岷山定居于成都平原。传说蚕丛“衣青衣，劝农桑，创石棺”，以其伟大的胆略和超群的智慧，在成都平原发展生产和经济，铸就了古蜀国的历史辉煌。这位古蜀国最早的君王据说长着一对“纵目”。“纵目”就是如螃蟹般眼睛向前突起。正常人的眼睛不会长成这个样子，这种描述大约是对君王长相的夸大传说。偏偏三星堆遗址中就出土了铜纵目面具，面具的眼珠圆柱状长长地延伸出去，这应是蚕丛“纵目”的佐证了。蜀地缺盐，专家认为“纵目”可能是由于甲亢引起的眼球突出，古人不了解这种疾病，认为是神性的象征，是一种“圣人异象”。

鱼凫

鱼凫是古蜀国第三代蜀王，夏商之际鱼凫带领蜀人再次东迁，成为蜀地奴隶制政权的第一位统治者。蚕丛教人养蚕，而鱼凫教人捕鱼，两位都是贤明的君主。关于鱼凫的存在，三星堆遗址的一号祭祀坑中出土的金杖则被认为是鱼凫王的权杖，权杖上雕刻的鱼、鸟的图案，证明了金杖主人的身份，正是第三代古蜀王——鱼凫。

活动建设

1988年2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设立了三星堆遗址工作站。

1988年4月，为了筹建三星堆博物馆，有关方面成立了三星堆博物馆筹备处。

1992年8月，三星堆博物馆奠基。

1994年7月，三星堆博物馆主体土建工程竣工。

1997年10月，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建成，开始全面展示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

文化交流

1987年9月，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部分文物在北京参加“全国重要考古新发现展览”。

1993年5月，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部分文物在瑞士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展出。

1995年6月，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部分文物在德国埃森克鲁勃山庄展出。

1995年12月，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部分文物在德国幕尼黑海伯基金艺术馆展出。

1990年9月，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部分文物在北京参加了“中国文物精华展”。

1996年4月，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部分文物在瑞士苏黎世艺术之家展出。

1996年9月，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部分文物在英国不列颠博物馆展出。

1990年3月，有关方面审定通过了三星堆博物馆主体建筑设计方案。

1997年2月，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部分文物在丹麦路易斯安那博物馆展出。

2001年，中国、埃及两国联合发行《古代金面罩头像》特种邮票全套2枚，其中三星堆金面罩头像作为选用图像之一。

2002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四川三星堆金银纪念币》首发式在三星堆博物馆举行。

三星堆金银纪念币

2014年6月21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三星堆文物复制品作为国礼，赠送予希腊伊拉克里翁博物馆”。

2015年5月23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三星堆文物复制品作为国礼，赠送予秘鲁利马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国家博物馆”。

学术活动

1986年11月，在广汉召开了中国首届“巴蜀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众多学者与会，对三星堆重大考古发现进行了探讨。

1992年4月，在广汉举行了“纪念三星堆考古发现60周年暨巴蜀文化与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有来自海内外的15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这次学术盛会，通过深入广泛的讨论，对以三星堆考古发现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有了更为深刻全面的认识。

2021年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召开，通报了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

2023年11月16日，由四川省文物局主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承办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多学科综合研究成果研讨会”在四川广汉举行。共计20个科研机构、大学院校和科技公司的代表分享了关于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科技手段运用、设施设备创新等领域的最新成果，并交流了各自的工作与研究经验。

考古人员对近200个样品进行了14C测年（碳十四测年），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出土陶尖底盏、陶高领罐、陶敛口瓮等与金沙遗址兰苑地点同类器物形制近似，可知除了存在打破关系的五号坑和六号坑年代稍晚之外，其余几座坑的埋藏年代一致，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解决了过去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

三星堆古代气候和地理环境

三星堆祭祀区四号坑通过植物考古明确坑内灰烬主要以竹为主，另有楠属、阔叶树材、棕榈科、芦苇、禾本科、甘蓝、大豆、菊叶香藜等，表明古蜀国的气候温暖湿润，祭祀区紧邻河边且植被茂密。

玉石器及青铜器产地来源分析

成都理工大学研究团队通过相关区域示踪调查与取样鉴定，分析了大宝山矿区岩石的微量元素、稀土元素含量，研究三星堆大玉料、代表性玉石与玉料产地靶区的岩石的相关性。结果表明，三星堆大玉料与彭州蛇纹石的相关性较高。并在此基础上对彭州铜矿进行调查取样与地球化学测试分析研究其与三星堆青铜器的关联性，通过微量元素示踪法表明彭州铜矿与三星堆部分青铜器关联性较大。

三星堆青铜器可能存在多个铸造地

北京科技大学的陈坤龙教授提出，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器可能来自不同的铸造地。据介绍，祭祀坑出土青铜器根据形制和风格特征，可分为本地特点非常鲜明的面具、人头像、大立人像、神树等基本不见于三星堆以外地区的非容器类器物，以及大口尊、罍和瓿等器型的青铜容器，这类器物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商文化也有紧密联系。“三星堆容器类与非容器类青铜器残留泥芯在微观结构、化学成分等多个角度体现出的差异性，应与产地不同相关，因此三星堆青铜器可能存在多个铸造地。”陈坤龙表示。

三星堆铜器泥芯岩相特征

三星堆铜器制造工艺

上海博物院研究团队通过X-ray CT成像技术研究了三星堆遗址出土的12件青铜器制作工艺，并与中原同时期青铜器制作工艺作比较研究。发现三星堆与中原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既有相似的共性，也有鲜明的个性。相似的共性为：1.陶范法铸造；2.金属垫片及定位泥芯撑技术；3.铸接技术。鲜明的个性为：1.盲芯中普遍存在细长的长方体木条，是三星堆独特制泥芯技术的反映；2.普遍使用了以青铜合金为焊料的铸焊技术。

三星堆先民或用黄牛和猪来“燎烧祭牲”

2020年至2022年，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发现6座祭祀坑，出土各类文物17000余件，包括金面罩、扭头跪坐铜人像、龟背形网格形器、铜面具、铜神坛、玉琮、丝绸、象牙雕刻等。古蜀三星堆人是否会使用动物进行祭祀是一个考古工作的探寻问题。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温睿发布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有机残留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结果显示，三、四、七、八号坑沉积物和陶片的脂肪酸结果显示出动物脂肪的存在，部分样品的蛋白质组学结果显示出猪、牛两种动物的存在。

温睿介绍，研究还发现三星堆祭祀坑形成前存在仪式性燎烧活动。根据有机残留物特征，三星堆先民并未把彻底燎烧成灰烬当作目的，而是进行仪式性的燎烧活动，“三星堆先民在祭祀活动中，仪式性地集中燎烧包括猪、牛等动物和铜器、金器、玉石器等器物，后将所有器物分批埋藏在祭祀坑内，其中燎烧后的动物祭牲骨骼是相对集中埋藏在其中一个坑（1号坑）中的，其他坑混入了少量骨渣及动物脂肪和蛋白的残留物。” 使用祭牲是埋藏各种器物前仪式活动的一部分，与燎烧器物、毁器、分批埋藏共同组成了埋藏前的仪式活动。

三星堆遗址发现丝织品的组织结构和织造工艺

2020年以来，三星堆的青铜蛇、青铜眼形器等数十件器物上均发现了丝绸。中国丝绸博物馆周旸发布了三星堆遗址出土丝织物组织及织造工艺阶段性研究成果，首次深入揭示了这一古代文明的丝织品组织结构和织造工艺。

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研究团队确认了在三星堆遗址提取到的纤维材质为桑蚕丝的基础上，对丝织物的组织结构和织造工艺进行了详细研究。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丝织品中，平纹织物是最为普遍的组织结构，即绢，除此之外还观察到了绮和斜编织物。

就织造工艺而言，研究团队则提出了三种可能的织造方式：首先是原始腰机的织造方式，运用的是一种以人的身体作为机架的原始织机，具备基本的开口、引纬、打纬三种操作功能。其次是双轴织机或踏板织机的织造方式，研究团队认为当时可能已经发明了具有综框、经轴和卷轴的织机。最后是提花织机的织造方式。商代青铜器上的回纹绮和云雷纹绮可能是由专门的提花方法生产的。

“这一系列研究成果不仅为解读三星堆地区古代纺织技术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线索，同时也为认识古代丝绸业的发展历程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资料。”周旸表示，这些发现将深刻影响人们对古代丝绸生产和文明技术的理解，为人类历史的织造技艺留下了珍贵的遗产。

三星堆象牙保护实现“零的突破”

2020年至2021年，三星堆遗址从三号祭祀坑到八号祭祀坑出土象牙400余根（残段），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象牙质文物数量之大、保存之好在中国考古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些珍贵文物对揭示古蜀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渊源都有着深远的意义。而荆州文保中心副主任陈华在研讨会上提到，各项研究表明祭祀坑出土象牙强度低，保存状况差，亟须进行化学加固保护。

据介绍，由于长期的地下埋藏，特别是在地下水、可溶盐及微生物等各种不利因素的侵蚀下，造成了象牙中起主要粘接作用的有机组分的分解，及多孔状态下大量水分的灌注，处于此种状态下的象牙被称作“饱水糟朽象牙”，而它的长久稳定保存是公认的世界难题。

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人员为主力的提取团队首次提出并使用了高分子绷带代替传统石膏加固的方法，已经完成了整个四号坑出土糟朽象牙的保护提取任务。该方法也在随后的三、七、八号坑出土象牙的提取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取得重大成果。

此外，2023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协同攻关，构建考古出土饱水糟朽象牙脱水加固保护完整技术体系，实现了考古出土饱水糟朽象牙整根完整保护“零的突破”。

焚烧实验还原祭祀场景重要数据

为了解祭祀坑形成过程、人类行为、器物功能等问题，四川大学黎海超教授带领团队开展了K6木箱焚烧实验、玉器模拟焚烧实验以及铜铃复制实验。实验初步发现木箱的焚烧效果与风向、风力关系密切，明显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木箱焚烧过程中的声音、火焰、烟雾存在视觉、听觉和嗅觉等感官冲击，焚烧行为对观众造成的感受需特别关注；玉器焚烧实验选择和田玉、独山玉和岫玉等材料，并以干竹为燃料进行焚烧。结果表明，焚烧中干竹消耗极快，且产灰量小，因祭祀坑灰烬层较厚，应是焚烧了极多的燃料，场面宏大；在燃烧全过程中，干竹子不断发出爆竹炸裂声，具有较强的听觉意义。

玉石在实际焚烧中受热所形成的变化更复杂，与实验室内马弗炉加热所形成的变化可能有一定的差异。通过复制三星堆祭祀坑铜铃，讨论铜铃的铸造技术、音乐性能、功能、组合、使用等问题。实验探索出一套运用三维扫描、3D打印等技术复制铜铃的流程，初步测音结果表明，铜铃尺寸与音色关系密切。较小的铜铃声音清脆，最大的铜铃声音似编钟。若加入更多尺寸的铜铃，或有演奏旋律的可能。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不仅展示了古蜀文明的独特性、创造性，更彰显了古蜀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组成部分的重要地位，为研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发展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典型实证。

1988年1月13日，三星堆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星堆遗址文保碑

2019年4月，四川印发《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实施意见》，三星堆与金沙遗址联合申遗成为亮点。

2019年，四川省印发《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实施方案》，制定了“2025年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古蜀文明保护传承体系”等发展目标，明确要加快推进古蜀文明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2002年，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青铜神树和玉边璋纳入国家文物局印发的《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2012年11月，三星堆遗址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2021年9月1日，《四川省三星堆遗址保护条例》正式施行。

2021年12月18日，三星堆博物馆举办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推进会。双方签署《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联合申遗合作协议》。

2021年10月18日，在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三星堆遗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最终名单。

2021年11月，三星堆遗址入选“十四五”时期大遗址名单。

2022年2月，““典赞·2021科普中国”揭晓盛典特别节目在CCTV10科教频道播出，“大量科技应用助力三星堆考古新发现”入选该节目2021年度十大科普事件。

2022年3月31日，三星堆遗址获评202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22年5月29日，“三星堆考古新发现震惊全球”热点事件经过评委会的遴选及评审，获评2021—2022年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十大案例。

2022年8月，艺术网站Artnews选出了全球24个最值得“深挖”的考古遗迹，三星堆遗址被列入该名单。

2022年9月3日，在由国家版权交易中心联席会议主办的2021十大年度国家IP评选活动中，三星堆遗址成功入选。

2022年12月31日，在文博跨年直播大会上，“三星堆考古取得重大进展”入选2022年度文博行业十大热点事件。

2023年12月15日，在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上，三星堆遗址考古新发现项目“琳琅满目的祭祀遗存——古蜀荣光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见证”荣获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奖。

2024年1月5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正式荣获第一批“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称号。

地理位置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鸭子河南岸。

三星堆遗址

交通信息

自驾：从三星堆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出发，途径九高路、向新路，距离4千米车程，约需要6分钟。